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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江苏体彩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7-09 19:25:3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窦相峰和翟曙光,一个来自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,一个来自放射卫生防护所,在这里成了同一个组的战友。小组是临时成立的,来不及取一个高大上的名字,就叫现场组。组员们负责流调采样、输入性病例密接管理、信息报告处理等工作,有关“新冠”的一切情报,首先在这里合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翟曙光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采样组组长。当他和同事进入地下一层的牛羊肉综合交易大厅,几乎本能感到了大规模传播的风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,负责管理实验室——整个疾控中心最高危的地方。北京所有确诊病例的咽拭子都在这里接受复核;现场采集到的环境样本,同样要送来此处,这里是名副其实的“红区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“1号病人”的流调连夜展开。22小时内,北京通过溯源、采样,锁定了新发地批发市场,随即,这个占地面积1680亩、日客流量近6万人次的“北京菜篮”连夜关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唐先生的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疾控公布的她的行动轨迹,比“西城大爷”更加复杂:6月14日在新发地市场关卡处短时停留后,由于先兆性流产等原因,相继前往6家医院就诊、检测,阳性结果得出前,还去过民政局、商场、海淀某居民小区,涉及海淀、朝阳、丰台、石景山等多区,密接者超过200名,流调报告写了六十多页,远超“西城大爷”。但在所有感染者中,这个数不是最多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轮疫情时,“照妖镜”远没有这么多。最大一次规模的核酸筛查,数量是1700人次,放在现在看,是微不足道的数字,但在当时调动了半个北京城的疾控力量。吃力之处,主要在实验室的检测能力——当时,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只有6台PCR(聚合酶链式反应)仪,日常主要承担流感、诺如、鼠疫病毒等的检测工作,行有余力;新冠一来,中心实验室病毒检测单日最高量达600多份,在聚集性疫情面前,这个通量也捉襟见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疾控中心北院,二楼,今年1月开始,一间间屋子被陆续贴上联络条、搬进一台又一台电话和电脑,成为北京对抗“新冠”的后方大本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天零病例后,“西城大爷”的确诊在北京掀起一片波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时,距离“西城大爷”确诊仅花了2天。